杏彩体育:刘景樑 筑梦者（图）

　　如果说建筑设计是“筑梦”的过程，那么完成设计、使它变为实体，就是将梦想照进现实的蜕变。年逾八旬的刘景樑，在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工作长达60年，数万张图纸伏案绘制，一座座建筑代表着他人生中一个个精彩坐标。

　　刘景樑认为，建筑设计不能把审美和实用功能对立起来，二者在建筑中应是高度并存融合的。“一名优秀的建筑师，首先考虑的肯定是功能空间的整合，要符合使用者的生活、工作习惯也好，为社会服务也好，他的脑子里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理念。建筑是城市的功能载体，彰显城市底色，我特别愿意为市民、为城市建设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增添一些利国利民的好建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建筑师从专业知识到设计技能，从设计理念到系统理论乃至话语权，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这是老中青几代建筑师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在困境中追求突破，在璀璨中点燃斗志，描绘出一张张新蓝图。刘景樑说：“作为城市建设的老兵，我要和大家一起坚守建筑创作的初心，谨记建筑师的社会使命，让我们设计的每一张蓝图都根植于城市建筑历史的文脉中。”

　　刘景樑的曾祖父刘冠雄，清末时期考入福建省船政学堂，后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北洋时期曾任海军上将、海军总长。1923年定居天津，1927年病逝。如今马场道123号仍保留了刘冠雄旧居，先后被定为天津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风貌建筑重点保护单位。2019年，刘景樑主持国家海洋博物馆设计时，与家人商议后，捐赠了刘冠雄的一帧证书、三枚勋章和佩剑等文物，列入中华海洋文明展厅，百年家传遗产提升为家国情怀。

　　半个多世纪以来，刘景樑见证了天津城市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城市对于人，如同土壤对于树木，人在哪里生活，就会在哪里生根成长。“家乡承载了我过往所有的人生轨迹。”这句话由他说出来，别有一番深意。

　　我的祖籍是福建闽侯，但我在天津出生长大，不仅在天津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连工作也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我已深深地扎根于此。天津是我的故乡。

　　我的童年是在五大道上的老宅度过的。那一带的房屋虽然不像四合院那般宽敞、接地气儿，但环境整齐，氛围非常静谧。我家住在大理道附近一幢联排式大进深的三层小楼里，现在回想起来，以我建筑师的眼光去看，那幢楼的设计非常巧妙。底层是满铺的半地下室，然后是一、二、三层，楼梯作为交通枢纽，把三层住房串联起来，并以错层形式连接附属用房，包括卫生间、贮藏间、厨房。跌落式布局的天井，又让大进深的每个房间均可采光通风。我中学时就是在第三层的楼梯平台上读书学习的，旁边不足4平方米的过堂间是我的卧室。我读大学时曾画过一套完整的“可爱家庭”手绘草图，画的就是这幢楼。

　　童年时关于家的记忆，很多都是以周边的活动空间为背景的。在那个连自行车都属于奢侈品的年代，安静的街道往往都被孩子们占据着，一群小伙伴追逐打闹，乐此不疲。我喜欢各种体育活动：在胡同中间利用围墙上端的米字形花饰拉起一根绳子，可以打排球；把绳子降低一点儿，可以打羽毛球；把上衣脱下来摆成两个标志点当球门，就可以在大街上踢足球了。

　　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模仿运动会中的“异程接力”，在胡同间进行比赛。这种运动是将短跑与中长跑结合起来，但现在的运动会已经没有这个项目了。我们以道路交叉口为单位，估算里程跑上几圈。我耐力好，每次都被安排跑路程最长的一棒。因为热衷体育运动，上中学时我入选了校足球队和排球队。

　　我中学念的是天津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名后改为60中学，现在是实验中学。上高一时，学校空前绝后地开设了一门制图学。只有我们那届有这门课，上一届没有，下一届也没有，其他中学高一也没有这门课。课本的蓝色封面上，是橘的“制图学”三个大字。教这门课的是严嘉琛老师，上海人，面容清秀，一口上海普通话，讲课认真严谨。他在黑板上写下规整漂亮的仿宋字，徒手绘制各种图形，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制图学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写仿宋字；二是基本图例；三是图形转换关系，也就是平面、轴测、投影等绘图方法。图纸上的字必须用仿宋字，要打上格，这是规矩。严老师讲书写仿宋字的要领：仿宋字尺寸宽高比可记为黄金分割或化为2∶3的比例；起笔、落笔都是三角形；根据文字的结构，有些字不能填满格，要往里收一收。

　　我很迷恋制图课，课后找来旧报纸当字帖练写字，制图作业完成得一丝不苟，有时是画平面或剖面图，有时是画一些小的机械零件。严老师每次都会认真批改——那时叫判作业，指出每位同学每一页作业存在的问题，再提出改正办法。

　　那时候是5分制，我的制图学成绩一直都是5分。严老师对我加以培养，给了我自信。看到我有不对的地方，他照样批评。有一次我和同学踢足球，踢到很晚，同学说，他的制图作业还没做。我说，拿来我给你做！我们是同年级不同班。我做完后没过两天，严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两份我代做的作业扔到桌子上，问我怎么回事？目光非常严厉。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只能主动承认错误。

　　高一下学期将要结束，严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大学想考什么系？我对大学的院系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叔叔是天大机械制造系教授，我便随口说：“考机械制造系。”严老师问：“你为什么不考建筑系呢？”我反问老师：“读建筑系以后做什么工作？”严老师说：“搞建筑设计。你制图不错，考建筑系还是很有基础的。”这是严老师对我建筑人生启蒙的第一课，实验中学是我建筑人生轨迹的原点。

　　严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就回上海了。等我自己明白过来，去问学校严老师在上海的地址，想联系他，学校也没有人知道。我很想念严老师，后来多次托人寻找，都未能如愿。一直到2015年5月，我得到上海市门的热情协助，他们根据严嘉琛这个名字帮我联系上了严老师。门提供的信息显示，严老师的生日是7月17日。那年7月16日，我带着同在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家人一起去上海，登门拜访了严嘉琛老师，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1958年8月，我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记得入学报到那天，阳光格外明媚，我骑着自行车，车后架上驮着行李，无比兴奋地进入位于七里台的学校大门。第八教学楼门口挂着“欢迎新生入学”的大红横幅，学长们热情地引导新生，带我到六里台的25号宿舍楼105室。宿舍楼是天大校园内的早期建筑之一，六栋形态相同、过火砖砌筑的三层中式坡顶宿舍楼分列于道路两侧，至今仍保留在校园内。

　　卢绳先生是我大学时遇到的一位良师，他教学生怎样将中国建筑历史的财富和现代建筑设计结合起来，并亲自辅导设计课。他的板书如行云流水，正画倒勾，顷刻间便把一幅幅中国传统建筑群、鸟瞰图准确而生动地绘制在黑板上，堪称一绝。

　　参加劳动，也是当年大学生品德锻炼的课程。有投身共建校园红专大楼（39号宿舍）的工地劳动；有为期一个月的去重型机械厂劳动实习；有广阔田野的麦收劳动；大炼钢铁时，我们还在每天课后到校园内外捡废铁。为响应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我们加入了百万治河大军，在二道闸河段两次挥锨上阵，一次在酷暑，一次在严冬，白天劳动，晚上住在草席搭起的工棚里。挖河清淤很苦很累，有时还要挑灯夜战，但大家一心只想把任务完成，哪怕环境恶劣、困难重重，都无所畏惧，都把它视为磨炼意志、为城市建设做贡献的机会。

　　1962年7月，大学四年级暑假，我们去承德避暑山庄进行古建筑测绘实习。当时天津没有直达承德的火车，要从北京转火车。刚到北京，我就因中暑发起了高烧，简直快要晕倒了。带队的荆其敏先生主动把校方给老师买的卧铺票送到我手里，嘱咐我上车后好好休息，他跟学生们一起坐硬座，让我深受感动。那是我第一次体验火车卧铺，经过一夜休整，第二天凌晨，高烧渐退。

　　系里提前联系好农业机械学校为我们提供教室，打地铺住宿。承德的天气比京津凉爽许多，不用再担心中暑了。全班分成三个小组，分别由卢绳先生、荆其敏先生、方咸孚先生带领，对避暑山庄、普乐寺（圆亭子）、普宁寺（大佛寺）进行实地测绘。普宁寺正在翻修，我被分到这个小组。清晨，我们迎着凉爽的微风，踏着崎岖的土路，徒步走向测绘现场。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用皮尺丈量建筑的平面尺寸，用长竹竿丈量立面，借助为翻修建筑搭建的脚手架爬到屋顶高度的脚手板上，观察古建筑的结构构造、勾画屋脊上的仙人走兽图。爬到上面的同学仔细量尺，在地面上的同学认真记录，有时为了一个准确的数据，要上下往返好几次，直到满意为止。三个小组之间经常互动，到其他测绘点学习、交流。晚上回到教室再一张一张地整理数据，一点一点地演算、绘图，画到深夜。老师教我们用中国传统营造法式中平面和空间的比例关系推算图形尺寸，教我们从曲线的建筑屋面描绘细部轮廓，结合测绘讲授中国古建筑的演变历史。

　　屋面曲线要一点点求证，铅笔打底稿，再用钢笔描出流畅的曲线。瓦当要根据瓦陇的宽度定出圆心位置，用点圆规一个个地画出只有两三毫米直径的圆。点圆规蘸墨少了画出的圆不完整，蘸墨多了又可能会玷污图纸，就得用刀片将污点刮去重绘。夏夜挑灯绘图，常有蚊虫骚扰，昏暗的照明灯也随时可能断电。大家十分珍惜这次古建测绘机会，经过四个星期的实地测绘，终于完成了大学期间的第一次实习。毕业后，我们得知校方将这次实习的成果编辑出版了《承德古建筑测绘图集》。

　　由于健康原因，我在大学五年级上学期末休学，转年（1963年）进入了下一班级。按照教学安排，我必须补一项工业建筑课程的设计作业，系里安排聂兰生先生为我“单兵教练”，这是名副其实的开小灶。聂先生从总图设计、单体设计、建筑构造几个方面详尽讲授，重启发、严要求地指导我一遍又一遍地完善图纸，直至我以优良成绩完成了作业。聂先生独到的铅笔草图手法也让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依然能经常得到聂先生的指导。2014年，我们毕业50年同学聚会，聂先生应邀到会，如数家珍地将到场同学的名字和绰号一一道出，令人感动、叹服，现场掌声四起。

　　196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参与的第一个施工图项目是第二工人文化宫展览馆。跟工地上的人员沟通时，我有些力不从心，觉得不自在。设计院的涂添凤主任鼓励我：“小刘，你不要怕下工地，工地也是学习的场所，哪里不清楚你就直接问他们，没有关系。”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我把工地当成了第二课堂，虚心向工人师傅求教，记笔记、画草图，积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人师傅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随着建设速度的加快，我的设计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在工地上碰撞出灵感和火花。

　　我第一个主持设计的项目，是坐落于水上公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现场做设计时，我偶遇天津大学建筑系创始人徐中主任，第一次近距离得到徐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他给我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对碑体赋予张力的收分设计；二是对第一阶台座画龙点睛的细部处理。我都认真落实到设计当中。

　　上世纪80年代，主持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设计给我带来了很大收获。这个项目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瑞典的建筑很朴实，重视功能和使用，关注公众的评价，在建设之前会事先进行调查。

　　1995年，第43届世乒赛在天津举行，此前我们设计了天津体育馆。设计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彰显水域特色，摒弃了常用的“方盒子”做法，采用碟形方案，形成全方位景观，从哪个角度看都一样，体现出飘逸动感的曲线美。当时国际上正掀起一股UFO飞碟探索热潮，在天津城市空间轮廓上，体育馆与刚建成湖面的天塔两个“飞碟”共融，仿佛一个从天而降，一个拔地而起。

　　体育馆屋顶结构直径需在百米以上，我们认真研究，对多个方案进行比较和优化，对屋顶的防水、保温、声学进行一体化设计，双重球型网架用钢量达到国内最高水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另外就是灯光设计，乒乓球比赛对灯光要求极高，特别是整体空间照度的均匀度，不能产生眩光影响比赛，因此我们做了严格把关。世乒赛期间，许多国外媒体记者对天津体育馆赞不绝口。体育馆的设计荣获了国家第七届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天津市优秀设计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