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彩体育:保安刺死外卖员有些“反思”是值得反思的

　　留学生，出身打工家庭，就业不理想、创业未成功，跑外卖的第6天被刺死……这起无法被简单概括为「一个海归外卖员之死」的悲剧，因个体的命与运跌落在那道名叫「不幸」的深坑里，看得很多人百爪挠心、心堵得慌。

　　艾略特的那句「世界就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俨然成了受害者李越凯命运的尾注。

　　回到该案上，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其核心事实就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残忍杀害」。联想起加害者对受害者胸前、腰部、背部、脸部连刺数刀，在其倒地后再刺数刀的骇人情节，许多人脑海中不免勾陈起某些犯罪片中的画面，不敢看，不忍看。

　　可在网上，有些声音却是用二次伤害的方式对受害者李越凯进行「补刀」——他们或是在「反向声讨」中将鞭挞箭头对准受害者，或是在抽象反思中迂回地完成了「归因转移」。特别是嘲讽「海归回来依旧送外卖」，最是乖谬荒唐。

　　这里面很多对于受害者李越凯的嘲讽、很多「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归因，都是假反思之名。但现在看，有些所谓的「反思」恰恰是更值得反思的。

　　每当「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的事情发生，很多人都会想起「底层互害」四个字。这起悲剧也不例外。

　　但细究起来，此事中并不存在什么「底层互害」：「互」并不存在，从现场画面可知，受害者被刺时连手都没还一下；说行凶者是「底层」也不尽恰当，「微权力」的自我膨胀，让部分保安在自我角色认知上褪去了「底层」底色，这点在他们面对外卖或快递小哥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友人邹思聪说得挺对，那位行凶的保安不该有被笼统称作底层继而获得道德上保护，他的保安身份是寄附在「暴力外包服务」基础上的。

　　面对手无寸铁之人持刀相向，反映的正是暴力的脱缰与越界——当保安身怀利刃时，他就不是在「保」谁的安了，他自己就是安全隐患。

　　无论是外卖员还是保安，他们首先都是「人」。剥离涉事双方的职业身份，从「人」的视角去看这事，我们很难不惊愕于行凶者的极端——从发生争执到持刀杀人之间，本隔着人性的广阔跨度，但凡有点人性，都不至于做出这么残忍的举动来。

　　跟他的残忍形成对照的，是受害者李越凯的心性善良。报道中提到，他很努力，做木工活时一干就是一整天，跑外卖一天能跑100单；他很善良，会照顾残障人士，过斑马线时会等到绿灯亮起再过，并劝阻亲戚闯红绿灯；他还很有教养，性格内向，很少流露情绪……正是这种鲜明对照，让人愈发惋惜。

　　善与恶在此事上并没有呈现出复杂难辨的面目，可将其归为极端个案，似乎很难满足部分网民的「深刻癖」。

　　哲学家悉尼胡克曾在著作《含糊的历史遗产》中讲了个「段子」：在街上碰到了个酗酒肇事的司机，但深刻的他没有去抓司机本人，而是去抓店铺老板、抓酿酒厂家，还要抓1000多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

　　在保安刺死外卖员事件上，很多网民也不是抓住行凶者，而是抓住真正的受害者和所谓的深层原因不放，随之而来的，是失焦。

　　不少人拿李越凯的家境状况（父母打工，借债供其读书）、留学成本（留学花了上百万）、职业成就（此前工作不顺）说事，嘲笑他没那个条件就别留那个学，嘲讽他留了学还是得干苦力活。

　　平心而论，在惯于简单地用「投入产出比」衡量出国留学好与坏的当下，李越凯的留学经历与生活遭遇很难不引人置喙。为他的不幸遭际唏嘘很正常，将其置于社会结构中审视也很正常，即便是讨论该不该举债百万去留学也是人之常情。

　　按某些人的逻辑，涉事保安行凶固然有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规则，杀死外卖员的与其说是保安，不如说是规则与规则的冲突。

　　你只说保安举刀相向很残忍，那我问你：要不是「私放骑手进入一次罚50元」的规则，他又至于去为难那个外卖员？

　　比如，到底该不该让外卖员快递员进小区，说白了，就是本地生活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该如何解决。

　　这是这起悲剧发生的直接由头，也是关乎多方权益的现实议题：它既关乎居民获取民生服务的便利度，也关乎物业管理成本的增减。

　　报道中提到，事发地很多小区都不让骑手骑车进入，只不过，涉事小区管得格外严，外卖员递烟、递水、递槟榔给保安都不管用。

　　小区该不该让骑手骑进来，居民、物业、骑手可能各有各的想法，这需要居民、物业、平台等多方共商，尽可能求公约数、取最优解。

　　事实上，呼吁小区物业对保安、骑手实行更柔性的管理，呼吁外卖平台在送餐时限设置上充分考虑「最后一公里」的行进难度，呼吁多方探讨既能保障小区秩序又能增加取餐便利的解决方案，都不无讨论价值。

　　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残忍杀害一个无辜外卖员的「正当理由」，我们要警惕对极端暴力背景和动机的解释无形中充当「豁免牌」的效果。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悲剧归因时，非得跳出「就事论事」原则，向上走找出万物一源的「本源」，以此佐证具体个案发生的必然性。

　　循此逻辑，保安这次残忍刺杀无辜的外卖小哥，根子在规则冲突，下次他向晚归的业主挥刀，根子是不是就在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公？

　　忽略极端暴力中「具体的恶」，却过多地聚焦受害者毫不相关的「过错」，过度地渲染泛化的因素，很容易把具体问题变成概念堆叠。最终结果就是尼采说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或布罗茨基说的「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与分析习惯所累」。

　　套用学者朱学勤的话说：追究一个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该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就越远……当你好不容易摸到「原因链的终结一环」时，特定事件的原因分子可能已经稀释殆尽、你手里的那一节「最终原因」可能已经越过临界点，正在将你导入另一事物的原因域。这种病态的深刻癖，是生活在观念世界里的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

　　小区不让骑手骑进去，是保安阻止骑手进入的原因，但不是保安实施极端暴力的原因。他残忍杀害外卖员，首先是自己没了人性，其次都是其次。

　　我们不是不能反思由悲剧延伸出的命题，但这种反思当止于应止之处，绝不能轻易在保安的「苦衷」跟行凶的残暴之间建立必然性关联——那样只会变相地为其极端举动提供「合理性基础」。

　　说起来，社会学家孙立平2018年曾提出过「短链条正义」的概念，意思是：判断某件事情是否正义，先去除掉动机、背景、实质、进一步效果等相关因素，就事情本身做出简单判断。

　　打个比方，街头有人昏倒，我们在决定伸出援手前，该考虑的是「他昏倒了，需要帮助」，而不是「他是个什么人，昏倒前干了什么事」等。

　　看待保安刺死外卖员这起悲剧，我们也该有「短链条正义」思维，而不是泛化归因：这是个恶性案件，行凶者已失去基本底线，是此事的基本面向。他为什么会带刀上班，该是我们的第一追问。

　　在事件里的是与非在「受害/加害」二分结构中倍显清晰的情况下，没必要在归因时用更宏大的是非框架对其进行「重置」。

　　回到此事上，受害者李越凯的不幸该被同情。西塞罗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性格善良的他，本值得更好的命途。